8月23日起，7日内，三名山西省委常委落马。半年内一共7名在任的山西省级领导被查处，其中包括5名省委常委。如果包括先前落马的前太原市委书记、山西省委常委申维辰，这个数字还要扩大。强劲的反腐刀锋不仅指向三晋大地，现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曾经主政云南长达十年的白恩培也在8月29日落马。一周内，四名省部级官员落马。中纪委工作的节奏再次提升，中国整个社会都感到了一种强烈的震慑。而根据中纪委常委、监察部副部长于春生的披露，从去年9月至今年9月，一年时间内中央纪检监察网第一时间共发布了重要案件信息600多条，其中涉及中管干部达到49名。那么按照一般的中国官员的行政等级，过去一年至少有49位省部级官员接受调查。根据媒体统计，从2014年1月1日至4月20日，中纪委“既打老虎，又拍苍蝇”，平均每周处理13名官员。而曾经位列中国党政军最高领导层的周永康、徐才厚相继被查处，则更加彰显了中纪委清除腐败的决心和力度，一定程度上也消除了民众对于“反腐”的疑虑。
反腐的深刻政治意义
如此大规模的腐败治理，对于有着长期国家政治经历的中国而言，并不陌生。历史上，遏制“腐败”是中国王朝政治的一个重要内容，乃至于王朝兴替往往被归因于政治的腐败。1949年之后的现代中国，不断发动的政治运动，其意识形态话语仍然含有清理腐败与特权的内容。对于中国当前仍然缺乏制度性沟通渠道的政治结构下，“反腐”议题是少有的可以赢得广泛共识的政治议题。“反腐”本身有着强烈的政治正当性，也有着极强的道义感召意义。对于政治领导人而言，反腐往往是政治上准备推陈出新的较好方式。虽然涉及到国家高级领导人的反腐案件在此之前也不鲜见，但无论是规模还是办案速率，此番反腐风暴都超过以往。这样的大规模反腐过程中，我们可以充分体会到官民之间对“反腐”的各种认知。对整个中国而言，“腐败”和反“腐败”都包含了许多特殊内容。既体现在对腐败的认知上，也集中在治理腐败的方法上，更集中在反腐的愿景上。
如果将“腐败”作为一个基本事实来看的话，中国官方和民众都会认为中国当前腐败比较严重。从官方的角度看，官方事实上将腐败认作是当前政治秩序的最大敌人，也是对执政合法性的最大伤害。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就有60多次强调反腐，最高领导人反复警示腐败问题，本身就说明了官方对腐败的重视程度。
美国政治学家海登海默将“腐败”归纳为运用公共权力来谋取私人利益的行为，腐败是个人或集团来影响部门活动的超越法律的行为。他还指出，腐败的存在不仅仅表明这些团体比其他人更多地参与了决策过程，而且这些人的行为本身也超越了合法性的权力。可以说中国官方持续的反腐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腐败严重侵蚀了当前中国政治合法性，官方持续的反腐，也正如习近平所讲的那样，这是“不断以反腐倡廉的新进展来取信于民”。
腐败就意味着不公正
对于社会公众而言，腐败则是一个要比官方认知更为宽泛的内容。对他们而言，腐败是一个更具有总体性社会政治观感的词汇，而这种观感事实上是在不断恶化。一般而言，腐败被划分为白色腐败，黑色腐败和灰色腐败。其中白色腐败虽然被认作不合理行为，但是一般社会公众普遍能接受并容忍，承认其正当性，并不认为其违法。黑色腐败则是全社会都极大不满的行为，属于严重践踏法律和道德规范，被彻底认为是不正当的行为。而灰色腐败则是处于黑白之间的腐败行为，有违法行为，但是并没有达到犯罪的程度。对于成熟度较高的现代社会而言，公众认可的白色腐败和黑色腐败界限明确，而灰色腐败是官方和社会精英阶层希望严重打击，但是民众一般容忍度较高的地带。
但是在中国，情况则完全相反。社会公众特别是底层民众不大接受其他两种色彩的腐败，而更习惯把腐败行为都视为“黑色腐败”，官方和精英群体可能相对更能接受其他灰色腐败和白色腐败的存在。这种认知上的差异源于民众对于腐败的内涵理解的不同。对广大社会公众而言，腐败不仅仅是运用公权谋私，更是“不公正”的直接体现。小到入学就医，大到财政税收，乃至于收入分配的差距都被视为源于腐败，民众也经常做出腐败得一塌糊涂之类的控诉。此间的腐败已然是社会不公的一个代名词。可见，比之于官方从政治安全的角度所要竭力清除腐败，公众则更多是从整个社会运转来看腐败。因而，对于国家层面的政治反腐而言，不仅是简单的打击犯罪，其实更有着其他层面的内容。不仅要严厉打击以公权谋私利的行为，更要重塑社会政治行为规范，重塑社会公平正义的观念。对当前中国而言，彻底有效的“反腐”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刷新政治，更有着全面政治设计的内在要求。
腐败治理的难题
此轮反腐风暴的实际发起者王岐山明言：“以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所谓治本，就是治理腐败产生的原因。腐败是对政权合法性的威胁，是广泛的社会不公的集中反映。客观而言，这些都是腐败的危害以及特征，而非造成腐败多发的原因。
认识当前中国腐败问题，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近二十年间腐败的加剧，完全是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不断加速伴生的。对于这样一个转型国家而言，遭遇到许多新的变化是必然的，而腐败就是这些变化之一。当代政治学巨擘亨廷顿曾指出，一个国家在处于变革时期的腐败现象远远比该国其他时期的腐败现象要多，腐败化程度事实上是社会经济迅速变化的伴生产品。一般而言，现代化进程越激烈，腐败就会在更深更广的范围里蔓延。亨廷顿认为腐败乃是缺乏有效政治制度化的另一种表征，人们斥责腐败实际上更多是斥责落后。
现代社会崇尚平等，并且以竞争中实现的个人成就为衡量标准。现代化必然要求公民权利平等，并且平等尽义务。这些并非是一般的启蒙观念、价值规范，而是一种行为规范和对错判断标准。意味着过去比较模糊的公私边界越来越清晰，公共福利和私人利益之间的区分过程也在加速，这也是腐败行为被不断确定的过程。如果没有较为完善的规范机制对公共福利和私人利益进行确定，并对腐败加以规范惩戒的话，势必造成腐败的不断扩大。而今天的中国财政收入已经从1978年的1132.26亿元增加到2013年的5.5万多亿元，财政支出达6万多亿元。如此巨大的财富增加，而相对的公共福利和私人利益之间的界定机制模糊，进而无法对腐败行为进行有效的规范惩戒，必然的结果就是腐败大规模的蔓延。同样亨廷顿还指出，现代化会开辟新的财富和权力的来源，而这些财富和权力本身同样缺乏被认可与规范的政治机制，就会自然形成腐败。在中国近二十年的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的融资投资方式，以及全新的公共权力。根据财政部统计，2013年地方的土地出让金超过3.9万亿元。土地财政完全是一种新的财富来源，并且为地方政府行政权能的扩大带来了强大的财力支撑。这样一种新的财富和权力的形成较为容易产生全新的利益集团，并诱发腐败行为。由于授权与利益博弈机制的不透明，很容易使利益集团采取私下交易的方式进入公共领域。虽然由于其巨大的能量，往往能带来公共利益的大幅度增加。但是正因为缺乏透明性并缺少及时的授权程序，这些活动更多被视为腐败。而对民众而言，更是社会不公正的重要现象之一。
以政治治理现代化来治理腐败
对于执政党和社会公众而言，治理腐败可能首先需要弄清楚的就是这些激烈的现代化转型与腐败之间的关系。正是因为中国近二十年现代化急速转型，所形成的经济、社会、政治之间发展程度的不匹配，最终造成了当前让人焦虑不安的腐败问题。而更需要正视的是，腐败固然有着道德上的不正当性，但是更多的是一个政治法律问题。如果仅仅是以道德激情，想要规范并清除腐败，显然是做不到的。亨廷顿指出，一个国家要肃清腐败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要降低衡量公职官员行为的准则，另一方面则要求这些官员向此准则看齐。也就是说，客观而言，必须要有一套理性化的行为规范。而另外一方面则需要有一套监督体系，不仅要及时惩戒腐败，相应的也要提出道德性的要求。用王岐山的话就是，既要让官员不能贪，不敢贪，又要能让其不愿贪。
更进一步来看，腐败是因为缺少有效的政治制度化的表征。所以即或是目前执政党和社会舆论讨论很多的，诸如官员财产公开，独立第三方反腐调查和司法机制，这些种种的具体反腐制度一一完善，也不能解决腐败治标的问题。腐败问题必须要有更高层面的治理，必须要基于现代政治治理体系层面来治理腐败。公众政治权威的确认，法律权威的具体体现，以及各种利益集团公开透明的博弈机制。从根本上要把政治决策和行政活动区隔开，加强政治决策环节的开放和灵活，严格限制和规范行政行为。除了这些有形的具体制度建设以外，更重要的是培养社会公众辨识腐败问题的能力，对于核心的公共利益能够及时有充分的社会力量来保护，而同时又能给政治上创新留下变通的余地。
对于现代化转型的国家而言，越是激烈的转型发展，越是会出现比较严重的腐败问题。某种角度而言，中国所面临的中等发达国家陷阱，也是一个腐败高发的挑战。正如中共十八大之后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上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近年来，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能否从政治制度建设上根本解决腐败问题，对于处于历史转折时刻的中国执政党和社会公众来说，都是一个必须致全力而为之的历史责任。
(责任编辑：DF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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