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南方其他地区的试点经验，成为中央政策的“第二落点”，推进稳妥而低风险的改革，这是“上海式改革”的常用路径，但这一次是例外。在地方国资改革领域，上海正抢占“第一落点”，而“混合所有制”的实践上，这座地方国企第一重镇正在一骑绝尘。
就内部而言，随着楼市环境和宏观形势的变化，上海“做大”和“做活”国资的原动力越来越强。再从全国的格局看，曾在“营改增”试点上充当全国表率的上海，也非常希望能在本轮地方国企改革上有所表现。
目前，上海国资主要指标位列全国地方国资系统第一，其中，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占全国地方国资企业的1/10、1/8和1/5。拥有如此大的国资体量，改革的正面示范价值将有助于中国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乃至央地关系的再次调整。
但另一方面，国有资产流失等老问题也容易和改革如影随形，“混合”稍有不慎，负面效果也会产生连锁反应。
“长子”先行
在部分省市仍处在“研究”和“准备”阶段之时，上海国资改革已抢占中央政策的“第一落点”。
2013年12月，即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约一个月后，上海即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的意见》，业内称之为“沪20条”，从而正式启动上海版地方国资大改革。此后约半年内，其他省市的国资改革“意见”或“方案”才陆续出台。
“沪20条”的主要思路有3条，包括分类监管、建立国资流动平台和股权激励等。其中，分类监管是指，将上海国企分为3类，每一类评价标准有所区别。竞争类企业，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标，功能性企业以完成战略任务或重大专项任务为目标，而公共服务类企业则以确保城市正常运行和稳定、实现社会效益为目标。分类监管，其目的是让各类国企“各司其职”，找准市场定位。
建立国资流动平台的目的，则是推动国有资本的市场化流转，为下一步改革打下基础。按计划，上海将建立上海国际和上海国盛两家国资流动平台，它们将改变地方国企传统的“资产经营”模式，转向“资本经营”，即对国有资产不再直接经营，而是以股权形式维系国资体系运作，类似于新加坡淡马锡公司的模式。
不过，“沪20条”中最受关注的内容还是股权激励和混合所有制的推进。在其颁布约8个月后，即今年7月，上海又发布了《关于推进本市国有企业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混合所有制”内容进行了细化。该《意见》提出，将通过公司制改革、开放性市场化双向联合重组、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等3种途径推进混合所有制。
“公司制改革”已属老生常谈，但后面两个混合所有制的实现“途径”，涉及真金白银的资产交易和利益分配问题，因此成了上海国企本轮改革的焦点。开放性市场化双向联合重组，是一个听起来有些复杂的概念，但简而言之，其重点指向了外部战略投资者的引入，是“外部混合”。相对而言，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则指向高管和员工的参股，是“内部混合”。
事实上，这两种“混合途径”在本轮国资改革启动之前，早已在上海国资领域大行其道。早在2013年年中，联想旗下的私募基金弘毅投资就以18亿元的价格，受让了上海国资旗下城投控股约2.9亿股的股权，占后者总股本的10%。此笔投资，被称为是私募巨头进军地方国资改革的“首吃螃蟹”。
在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上，上海的探索更早。上海绿地集团是国内最大的地方国资地产企业，曾豪言“超越万科”。多年来，其“去国有化”的股权操作从未停息。2000年以来，职工持股会就一直是绿地的大股东。其后，管理层又在外部设立投资公司，通过层层股权操作，成为实际的股东。目前，上海绿地已成为上海国资圈管理层持股和员工持股的样板。
“从弘毅入股和绿地改制来看，上海国资的改革步伐很早，也很急。”一位浸润于上海国资圈的人士对《南风窗》记者说，自贸区建设、媒体整合和国企改革是上海目前着力推动的“3件大事”。上海希望在这3方面成为改革先锋，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只试点那些在广东等地业已成熟的做法。
“希望在中央力推的各项改革上都有所成绩，这是上海高层的重要想法。”该人士直言。另一位研究财税改革的上海学者也对《南风窗》记者分析，从营改增试点开始，上海就希望做“改革先锋”，试点最积极。本次地方国资改革，同样如此。
但急迫的改革无法忽略上海国资的“沉重历史”。一直以来，上海之所以被称为“共和国长子”，很大程度在于其国有资产的巨大。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最好的轻工产品主要都是“上海制造”。
目前，上海作为“长子”的地位依旧稳固。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上海市地方国有企业资产总额达11.17万亿，约等于3个中石油。而中国113家中央企业资产总额也不过35万亿，上海的地方国资已经相当于其1/3.
因此，有分析认为，如此海量的地方国资无疑是各路诸侯眼中的香饽饽，改革势必不能造次。“长子”带了个好头，全国的地方国资改革便有了参照。但改革稍有不慎，便会造成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对其他地方的国资改革会起到负面的示范效应。
地方的原动力
近期，民营巨头们为正在搞混合所有制的上海送来了一份大礼。8月21日，由全国工商联牵头组织、59家知名民营企业发起设立的中国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民投)在上海揭牌。“总理签字”、注册资本500亿、参股企业资产总额近1万亿，这些信息足以让中民投问鼎民资投资机构老大的位置。
目前，中民投并未像弘毅资本那样强调将参与上海国资改革，但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中民投对外所谓的“整合过剩产能”，必然远不如参与优质国资的改革那样具有吸引力。
对此，一位曾在上海国企投融资平台工作的人士对《南风窗》记者说，民生银行选择在北京成立，因为银行是中央管，接近管理者容易获得资源。上海并非民企集聚之地，而同样有着民生银行背景的中民投选择在上海成立，很大程度在于更靠近地方国资改革的前沿，也是对地方政府示好，有利于其今后在国资改革中分羹一杯。
民企巨头的眼光敏锐程度总是超乎想象。一个并不难理解的逻辑是，中国的改革已进入深水区，阻力很多，因此必须加强中央的经济金融实力和权威。除了强大的商业银行体系之外，央企也是维护中央权威的有力工具。因此，国家必然对央企的股权保持较高程度的掌控，其“混合”的程度必然比不上地方。即便向民资出售，也不会是关键的板块。比如，石油央企开放的主要是末端的销售环节，而对于中端的炼油则保持了高度的管制。
“私募更看好地方国企的机会，央企体量太大，关系也太复杂。”上海一位曾参与地方国企重组的私募基金合伙人对《南风窗》记者透露，从2013年底开始，一些私募投资公司的合伙人和投资经理就开始四处拜访，目标是省级和中心城市地方政府、国资委和国企的官员。
实际上，地方国资的改革进程的确比央企快。以石油系统为例，尽管中石油和中石化两家都拿出了在管网或销售板块引入民资的方案，但实际情况是，主要都是一些公募基金和其他国资背景的投资机构表示了兴趣，而国内主要民资集团大多意兴索然。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地方国资搞混合所有制比央企更具“诚意”，而“诚意”可能来自于经济形势的变化。以上海国资改革为例，一组数据不能不引起关注。2013年，上海土地出让金总额达2129.7亿元，而国资系统的利润总额达到1003.50亿，几乎是前者的一半。而由于受到楼市大环境影响，国企利润超过土地出让金总额的情况也时有发生。2012年，上海土地出让金为875.78亿，而当年国企利润为949.88亿元。
分析认为，尽管国企利润无法直接被纳入并用于城市建设，但和土地出让金时有持平的巨大利润额，无疑为解决困扰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问题指明了一种可能性。如果通过改革能把国企做得更好，利润再做大，那么这种可能性将更趋近于现实。
实际上，在2013年12月出台的“沪20条”中，上海已经明确表示，国资收益原则上将按照产业调整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民生社会保障各1/3安排支出。换言之，国资收益将从以前主要用于企业自身发展转向“用之于民”，承担部分土地出让金的“建设城市”的功能也是题中之义。
另有知情人士对《南风窗》记者分析，尽管上海2013年的土地出让金突破2000亿，但从长期来看，城市的土地出让金也存在增长乏力的问题。究其原因，很大程度在于上海市区曾一度工业企业密布，由于历史原因，大量市中心土地都控制在市级、区级的国企手中。因为企业自身的利益的存在，这些土地无法立即进入市场出售，而企业都希望直接改变以往的工业用途，进行商业开发。因此，政府和这些企业存在着利益博弈，而国企改革可以看作这种博弈的手段之一。
“混”得要透明
在本轮地方国资改革的大潮中，不论是上海，还是中国其他地方，改革动机可能是“综合性”的，或为地方财政转型使然，或为政治表态的结果。但国资改革应有的原则却只有一条，即必须透明。
在上海国资引入战略投资者的环节，亦有质疑称，部分国资转让有“萝卜式招标”的嫌疑。以城投控股引入弘毅投资为例，其当初公布的拟受让方资格条件包括了诸多硬性条件，比如有参与国资改革的经验，但其他几条更为引人注意：“有为上市公司国际合作方面提供持续的技术和资源支持的良好能力”、“其品牌应具有国际知名度”、“截至2012年底，其拥有或管理的资产规模须超过城投控股的资产规模”。
以上私募人士对《南风窗》记者评论说，城投控股总资产近300亿元，这意味着这家私募的资产总额也要达到这个数，而弘毅目前管理资金超过450亿元人民币，其资产规模在国内私募界没有几家能达到。
与此同时，就目前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而言，上海国资卖给外资机构的可能性很小。那么，对于拟受让方的“国际化”要求，则明显指向了极为少数的内资私募基金，而弘毅国际化的程度最高，其此前还联手中联重科收购了世界知名工程机械制造商意大利 CIFA公司。
“股权融资对建设项目本身没有价值。”以上上海前融资平台人士也对《南风窗》记者分析，18亿元的股权融资对于一家从事基础设施的国企来说是个小数目，这样的国企要融资，多半是采取银行贷款的债权融资。城投控股之所以要引入弘毅，很可能不是为了融到这18亿，而是出于其他目的。
除了“外部混合”之外，“内部混合”也带来过不少质疑。以绿地集团为例，在2014年突击上市之前，除了引入多家名不见经传的私募基金外，其内部人士还在职工持股会的改制方案中大显财技。为继承职工持股会的权利和义务，公司的管理层与全体持股会成员曾成立了30多家合伙企业，让市场人士眼花缭乱。
而外界通过计算发现，绿地集团董事长张玉良持有绿地2%的股权，以此算来，其身价超过20亿元。尽管这个数字并未得到绿地方面的确认，但猜测和质疑一直伴随着绿地改制的全过程。
但也有观点认为，改革必然有风险，不改革风险将更大。国资委前企业改革局副局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周放生对《南风窗》记者分析，国有资产流失有两种，一是交易性流失。比如，对国有资产不评估、低评估，让交易对手获益。另一种是体制性流失。企业体制僵化，行政色彩浓厚，往往滋生腐败，一个高管受贿100万，其可能要造成1亿的国资损失。
“交易性流失是显性的，而体制性流失是隐性的，后者更加可怕。”周放生如是说。
(责任编辑：DF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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