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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倚天屠龙记小昭 不像”:创新先锋


更新日期:2014-09-02 21:48:08来源:网络点击:156029

  汪建说华大基因就是一个“四不像”,科研机构、高校、企业、事业单位,哪一个角色都不能完全套上。

  他的语气带着自嘲,又有些自傲。

  华大会议室一面墙上,满满地标注着发表在《科学》、《自然》的论文,这是国内绝大多数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都望尘莫及的。按《2013年亚太地区自然出版指数》,专注于基因研究的华大名列中国科研机构第五名。

  几乎以一家之力完成了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中国部分后,华大近年在医学、农业等多领域推进,业务遍及全球,去年还收购了美国基因测序公司CompleteGenomics.

  在深圳市市长许勤眼里,华大,还有光启、中科院先进技术研究院、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等,这些突破原有体制的新型科研机构,已经成为新时期特区创新发展的活力与源头。

  “四不像”

  2007年,汪建等几位创始人在北京发展碰壁,遂带着队伍南下深圳,成立华大基因研究院。

  华大最初在民政局登记注册为民办非企业单位,2008年,为了让华大能更好地承担国家基因库等重大项目,深圳市政府又给华大发了一块事业单位的“牌子”。当然,只有名分,没有编制。

  经过数年发展,在研究院框架下,华大成立了华大科技、华大医学、华大方舟等多家企业。

  同样认为自己“四不像”的还有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1996年由深圳市政府引进清华大学资源,在深圳高新区合作共建而成。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院长嵇世山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清华研究院虽然是事业单位,但却是企业化方式运营,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清华大学和深圳市政府各占50%股份。

  中科院先进技术研究院与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类似,也是北京的大单位落户深圳的分支,由中科院与深圳市政府、香港中文大学三方于2006年共同创建,已经孵化出上百家企业。

  不过,院长樊建平表示,“和他们比,先进院还是‘四不像’得不够彻底。从根上说,我们还是一家国有事业单位。”

  当然,“比下不足,比上有余”,和其他一些传统院所相比,樊建平认为先进院的体制已经进步了不少,“院里的领导班子,不再像传统院所那样直接行政任命,而是类似企业董事会选CEO的方法,由三方组成的理事会共同选择决定。”

  创新秘笈

  “四不像”说到底是不像传统的体制。灵活而高效的管理、运营、用人机制,与创新需要的体制机制无限逼近,成了这些新型科研机构在深圳异军突出的秘笈。

  `到达幸福终点的过程自然并不轻松。用樊建平的话来说,“这一切,都是为了生存逼出来的”。

  和当时绝大多数创业者一样,樊建平和其他四位同仁初到深圳时,筚路蓝缕,要资金没资金,要人才没人才,就连先进院该怎么走的最基本想法,五人也是一头雾水。

  当时中科院领导给的唯一任务,就是“探索出能将科技研发、产业化与人才培育融于一体的创新型科研主体”,但具体怎么搞,得自己想办法。

  樊建平说,要产业化,那就得办企业,办企业就得有启动资金。先进院成立之初虽然有国家划拨给事业单位的资金,但国有事业单位的身份,又限制了他们不能随便拿出去花。

  怎么办?樊建平等人想到的解决办法是,从外部找钱,先进院来管,再拿挣的钱去投风投,慢慢地一点点积累起来。

  “私人的钱为什么愿意交给我们管?”樊建平笑道,“还得感谢我们国有事业单位的身份,唯一不缺的就是低风险的科技项目,跟着我们虽然撑不成胖子,但至少不会饿死。”

  同样一步步创新的还有用人机制。这在海归们组建的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光启研究院2010年才成立,短短4年多,累计申请超材料领域核心专利就已超过2500件,占该领域全球专利总量的85%以上。

  超材料在全球都属于前沿技术,国内这一领域的人才几乎为零,怎么吸引国际化高端人才,成了院长刘若鹏此前最头痛的事,“想要吸引国际化人才,只能先营造与欧美科研机构相匹敌的创新管理环境和用人机制”。

  这种机制是什么样的?刘若鹏说,各家的形式可能不一样,但有一条核心法则,放弃“三唯论”--唯职称、唯学历、唯论文,只看重能力。

  这种用人机制在其他机构同样有深刻的烙印。汪建说,华大的人员聘用和晋升,绝对是“英雄不问出处”,17岁的高二学生赵柏闻,用半天时间解决了人类基因组项目的一个数学难题后,征服了汪建,没过多久就成为带领数百人团队的项目组长。

  外部推力

  在樊建平看来,建立起一项又一项创新机制之后,实现科研与产业融合的最后一步,就是打通所有的环节,建立起“应用研究-技术开发-产业化应用-企业孵化”于一体的科技创新链条。

  在先进院,这种一体化的链条有个更好听的名字,叫“微创新体系”。要组成这个链条,光靠新型科研机构自身的力量已经不够。政府的有形之手,便成为最重要的外部推力。

  随着华大基因逐年壮大,骨子里有着“爱国”情怀的汪健又不甘寂寞了,一个激活深圳乃至全中国生物产业活力的“大野心”慢慢成型。

  这是一石多鸟的好事,既突破了企业和产业的发展瓶颈,又能让深圳将产业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相结合。但显然,这超出了华大一家的能力。

  2009年开始,深圳陆续出台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规划和政策,华大、光启、中科院先进院、深圳清华研究院四个“四不像”,均被纳入规划,在建立产业基地、孵化基地、产业联盟、产业基金等方面得到了政府的近乎“保姆式”的支持。

  在深圳战略新兴产业的规划下,光启建立了超材料电磁调制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并联合华为、中兴通讯、迈瑞生物、中国移动发起组建了深圳超材料产业联盟,建立超材料研发基地,设立了超材料产业投资基金。

  2014年4月,深圳东南部的坝光片区启动搬迁,约6平方公里的原址上,将规划建设深圳国际生物谷,以更广阔的空间来承载深圳生物科技和生物产业的发展。“我们需要更多的华大。”深圳市发改委副主任吴优说。

(责任编辑:DF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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