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4日，在山西省太原市繁华闹市区的街头，LED大型显示屏上滚动播放着当地第二批“老赖”的信息，一些市民驻足“围观”。这些“老赖”欠了别人的钱，却迟迟不还。他们并非没有还钱的能力，而是抗拒、逃避。
随着去年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开始施行，今年以来，这样的景象在中国多地出现，除了太原外，杭州、镇江、徐州、江门、马鞍山等地，都为缓解“执行难”问题而采取了曝光“老赖”的措施。
从今年7月1日零时起，这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还让不守信用的人真正体会到了“寸步难行”的滋味，凡被纳入最高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的“老赖”均无法购买机票，即便是乘坐火车，也会受到无法购买软卧票的限制。
诚信，本是中国自古以来就崇尚的传统美德。然而，在当前经济社会转型加速期，诚信缺失却成为一个突出问题，它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和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甚至影响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诚信若流失，失信必横行。在当下中国，重塑诚信生态，已成为当务之急。
2014年以来，国务院印发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印发了《关于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的意见》，全国各地也推出了一系列“倡导诚信，惩戒失信”的具体举措。
社会信用体系在中国，正加速搭建。
诚信感受：“老不信”们何时信？
几年前，知名网友黎明曾写过一篇《最难应对的是不相信》文章，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国民不相信运动”，指出在诸多涉官、涉权、的舆论热点或公共事件的背后，有这样一个“公式”：不信，不信，就是不信。
这种说法得到不少网友的认同，人们戏称，“老百姓成了老不信”。
内蒙古信用商会会长、内蒙古信用信息管理中心主任张文清将“老百姓成了老不信”这一现象称之为“社会的尴尬”。
为何怀疑和警惕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张文清认为，原因应归结于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不断发生。“住，我们有楼倒倒、楼脆脆、楼歪歪、楼薄薄；吃，我们得小心假烟、假酒、假鸡蛋、假肉精、毒豆芽、假牛奶、地沟油、人造脂肪、美容而成的大米、药水泡的豆芽、避孕药喂肥的王八、洗衣粉炸出的油条；出门，我们要提防推销的、碰瓷的、钓鱼诈骗的；上医院，我们担心假药、无照行医、被过度治疗……”
在“吃”的方面，失信事件的发生可谓相当频繁。
近期一段曝光沃尔玛深圳洪湖店食品加工内幕的视频，引发强烈关注。视频显示，在沃尔玛后厨，一锅油已经炸过155份鸡块，黑如酱油。这一锅油第二天还要继续炸鸡块，4天后，这一锅黑色的炸鸡用油还未更换。爆料人称，自己在沃尔玛工作7年，目睹了熟食部种种不规范操作行为，例如油最少是半个月以上一换，用已过保鲜期的原材料制作熟食，等等。
类似不诚信的问题，在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等国际知名快餐连锁店的肉类供应商——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内，也同样存在。这家公司被曝通过过期食品回锅重做、更改保质期标印等手段加工过期劣质肉类，再将生产的麦乐鸡块、牛排、汉堡肉等售给肯德基、麦当劳、必胜客等大部分快餐连锁店。
在张文清看来，食品安全问题的根子在于诚信缺失，而诚信缺失已然成为食品安全领域的短板。今年8月1日，《小康》发布“中国平安小康指数”调查之“最让人担忧的十大安全问题”排行榜，结果显示，排在首位的又是“食品安全”，77.8%的人对此表示担忧，而连续五年，食品都是中国人的最大不安。
在近三年的“中国信用小康指数”调查中，“食品行业”也都入选了“诚信形象不佳的十个行业”这一并不光荣的排行榜，值得关注的是，2012年“食品行业”在此榜单上列在第六位，去年“跃居”到第二位，今年仍保持在第二位。排位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食品行业已陷入“信任危机”，亟须“自救”。
近年的“中国信用小康指数”调查亦发现，除了食品行业外，在公众的感受中，医药行业、电视购物、保健行业、房地产业、保险服务、美容业、婚介交友、房屋买卖租赁中介、餐饮服务业等领域内，也都比较严重地存在着失信问题。
在7月9日由国家发改委和中国人民银行共同举办的主题为“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司长田锦尘介绍，目前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总体来看，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比差距还是比较大的。社会上还存在着大量的不诚信问题，比如说商业欺诈、制假售假、偷逃骗税、学术不端、食品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对整个社会造成了非常不良的影响，同时也对我们国家的国际形象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
诚信环境是否缺失，老百姓的感受最为直接。综合政府公信力、人际信用、企业信用等多项指标进行测评，连续十年的“中国信用小康指数”调查显示，国人对中国整体信用的满意度在逐年温和向好，但整体信用状况不容乐观。“2014中国信用小康指数”得分为70.5，虽然比上年度得分有所提高，但仍有近三成(29.5%)受访者对中国社会整体的信用环境给予差评。
失信成本：市场的惩罚
马年伊始，中国零部件行业就躺着“中枪”了。
2月初，英国豪华跑车制造商阿斯顿·马丁(AstonMartin)宣布，将召回2007年11月以来生产的大部分跑车，总计17590辆。多家媒体报道称，阿斯顿·马丁在向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提交的文件中表示，召回原因是发现中国的一个次级供应商在供给该公司的一个零部件中使用了假冒塑材。
虽然该事件真相扑朔迷离，但舆论对中国零部件行业“假冒伪劣”的纷纷质疑，足以反映出部分中国企业存在的诚信缺失。
在历年的“中国信用小康指数”调查中，企业信用指数一直都在低位徘徊。2005年《小康》首度发布“中国信用小康指数”调查时，企业信用指数得分为53.7，此后三年间均呈下滑趋势，2009年开始得分呈增长态势，但是直到去年，得分仅“缓慢攀升”到58.5，仍未能超越“及格线”。
“企业信用之忧”已受到各地信用组织、信用管理工作者、企业界、学术界以及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2014年8月9日至11日，第十一届中国企业信用年会暨第三届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经验交流会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召开，三百余人就征信、信用评价、失信投诉、信用调查、信用意识的建立、信用建设中政府和社会组织分工等展开了热烈探讨。
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兼新闻发言人、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在主题发言中指出，诚信能让企业交易成本更低。
“在目前所处的经济环境中，我们追求的最基本的就是交易机会多、交易成本更低，这也是判断一个区域经济发展好坏的标准。那么，如何做到交易机会多、交易成本更低？”姚景源告诉大家，“信用是核心。第一，没有信用，我们交易的范围就会狭小，甚至仅限于熟人之间的交易。有了信用我们就可以扩大交易范围，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所以信用使交易的机会更多。第二，没有信用，会使企业在经济交易中的成本大幅度上升。”
姚景源认为，我国目前仍存在失信成本较低的问题。
失信成本低，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某些企业失信的歪风，而这种“歪风”一旦形成气候，将会影响到中国产品的整体形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企业评价协会会长侯云春讲了这样一个事例，前不久在韩国的食品博览会上，中国的摊位最多，但是中国的参展摊位却没人去。侯云春认为，这是个极大的讽刺，说明国际上对中国的产品不放心，这种不被信任的窘境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企业已经认识到了信用的重要性，现在关键是要行动起来，这需要社会各方面的推动来提高企业的信用。”侯云春建议，一方面可以借鉴国际上的一些先进经验和做法，制定社会企业评价准则，对企业进行A、B、C三级的信用等级评价；另一方面还需要企业加强自律，虽然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强制措施很重要，但企业发自内心的自觉和自律更为重要。
诚信觉醒：企业家们的选择
今年，作为智慧商业系统的典范，爱国者诚信商圈在陕西、广西、山东、福建、北京等省份风靡一时。目前，该平台的终端使用人数已经超过55万，用户日均增速约为2%。
在爱国者欧途欧(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冯军看来，中国最大的社会矛盾是没有诚信，由于互相不信任，中国人80%的精力浪费在沟通上，而真正干活的时间只有20%。他因此萌发了利用移动互联网打造免费服务共享平台——爱国者诚信商圈的想法。
身为企业家的冯军切身感受到了企业信用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在接受《小康》采访时，他谈到，企业信用比较突出的问题集中在诚信质量和诚信服务两方面，而诚信企业所需具备的条件除了诚信质量和诚信服务外，还有诚信的价格。他希望以建立诚信商圈的方式来改善中国企业的诚信环境，加入这个商圈的企业必须有担保人，若是企业被发现或被“举报”有不诚信行为，会在“公告”栏目中被曝光。
截至今年7月底，加入爱国者诚信商圈的企业已达4500家。
一批企业的诚信意识已开始觉醒。“2014中国信用小康指数”调查亦发现，虽然企业信用整体情况仍不乐观，但与往年相比，企业信用指数有了较大幅度提高，从去年的58.5升至今年的68.2.
“企业的信用要从两个方面来谈，一是信用意识和道德，即主观方面；二是信用能力方面。从信用意识和道德方面来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企业信用失范问题不是一两天形成的，而是长期政府信用不到位、法治不健全、管理制度不完善等等因素共同造成的结果。从信用能力方面来说，在不断增长的沉重税费和高昂经营成本之下，企业运转越来越困难，盈利空间越来越低了，连资金运转的成本都难以应付，更不要说提高偿债和履约能力了，信用能力自然不会强。”
杭州师范大学阿里巴巴商学院教授、浙江省信用研究基地副主任管晓永直言，提高企业信用水平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仅就企业信用来谈企业信用的问题，其中“政府信用的问题非常关键，特别是执政党信用最为根本；而法律信用，包括立法信用、司法信用和行政信用是整个国家信用的核心和企业信用的基本保证。”
在管晓永看来，不解决政务信用的问题而去谈企业信用的好坏，是舍本逐末。
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政府应如何发挥作用呢？从事了十余年信用管理工作的张文清结合实际工作体会，提出几点建议：首先政府要改变“九龙治水”的格局。随着当前国家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视，工商、质监、海关、交通等各部门分别在自己的领域开展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每个领域都在建立各自的数据库，表面上看工作开展得很热闹，但实际上却一盘散沙，形不成合力，还会造成浪费。
其次要有统筹国家层面信用体系的“大脑”。张文清认为，现在用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建设信用体系已经不现实了，在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道路上必须要改革，他建议由中央设立一个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来统筹统领全国的社会信用资源。而要把《纲要》落到实处，张文清认为还应该让社会组织在信用体系建设工作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政府发展的信用评级容易滋生腐败，一旦滋生腐败，影响的是政府公信力，所以要交给社会组织来做，由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的公共服务。”
在张文清看来，现在最紧要的是先把失信的风气刹住，在全国设立一个信用信息管理中心，负责采集、加工、整理、分析并建立健全全国公民、法人的信用档案，另外建立起统一的信用分析识别标准，用一个标准、一把尺子来衡量全国公民、法人的信用状况。
国家战略：重塑信用之邦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企业无信，难求发展；社会无信，人人自危；政府无信，权威不立。
无论是在“2014中国信用小康指数”调查、采访的过程中，还是在“第十一届中国企业信用年会暨第三届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经验交流会”上，《小康》记者都能听到这样的呼声，希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能够上升为“国家战略”。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记得，在一次中美会谈时，他说美国发展得快。美方的回答是，一个国家的发展是漫长的，但关键的时刻就那么几步。
“如何加快诚信体系建设也是我国发展的关键一步。”魏建国感悟到，“个人征信、企业征信是一个系统的战略工程，一旦完善将会促进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他呼吁，要把我国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提升到战略的高度，用信用评定约束失信行为，让人人树立诚信意识，让信用成为中国人的第二张身份证。
构建覆盖全社会的信用体系，已刻不容缓。
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起步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信用评价为代表的信用中介机构开始出现。1999年，中国第一个信用研究课题“建立国家信用管理体系课题”诞生。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健全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信用体系。”转年，国务院赋予人民银行“推动社会信用制度及体系建设，规范和促进信贷征信的健康发展”的职责，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试点工作也于当年10月底启动。
近年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步伐逐步加快。
今年1月1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构筑城市守信的经济社会环境，会议原则通过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推进政府信息共享，推动建立自然人、法人统一代码，对违背市场竞争原则和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企业建立黑名单制度，让失信者寸步难行，让守信者一路畅通。”
几个月后的6月27日，国务院印发《纲要》，这也是我国首部国家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转型规划。8月1日，中央文明委下发《关于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作为建设“诚信中国”的重要指南，《意见》勾画出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的目标任务和实现路径。
舆论认为，《纲要》、《意见》的出台，意味着诚信建设顶层设计的完成。
在北京大学中国信用研究中心教授章政看来，首部国家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转型规划的出台，对于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甚至中国社会体系的发展有着直接的推动作用，这种推动作用首先体现在“里程碑式”的作用上，“改革开放36年来，我们更多的是在关注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增长，或者说是经济的数量，而对于经济本身的质量，或者说经济运行的好坏，我们关注的并不多，而《纲要》出台的意义就在于我们开始由关注数量转变为关注质量，我们不仅仅关注经济，还要关注社会，关注人们内心的文明程度，或者说是人们基本的道德价值标准，这是一个进步。”
虽然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已经搭建多年，但大家对于构建社会信用体系的意义并不是非常清楚。章政告诉记者，这缘于大家对信用问题没有系统的认识，对如何建设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信用体系也没有达成共识。“《纲要》的出台，让中国人在这方面形成共识，我们要重点推进四个领域的诚信建设，一是政务诚信，二是商务诚信，三是社会诚信，四是司法公信。”
商务部研究院信用与电子商务研究所所长韩家平在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亦指出，《纲要》是未来六年中国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方面的顶层设计和纲领性文件，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它几乎涉及到了所有的公共管理服务部门，可以很大程度上动员社会各个方面的力量，尤其助推各地区、各行业利用各自掌握的信用数据建立数据库和信息平台，实现资源交换共享，逐步达到联合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的目标。
在肯定《纲要》的同时，韩家平也指出了它的不足，“我感觉《纲要》对信用服务业的重视度不够，这个行业是信用体系建设的中坚力量，也是运营的主体。另外《纲要》在社会信用体系的应用方面也需要加强。再有，它更多地从社会信用，也就是诚信的角度阐述信用体系，而对于信用经济、信用交易的关注度则没有那么高。”在韩家平看来，目前中国的企业信用状况还不太乐观，其信用风险更多地体现在交易风险方面。因此，除需要加强诚信自律外，还需要加强交易风险的管理。
8月7日，广东省率先公布了地方版的“信用规划”，承诺在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司法公信四个方面加大力度，以成为全国社会信用体系规范运行的示范区。
诚信大国，正在重塑。
(责任编辑：DF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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