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每年都有近10万人失踪：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家人和朋友都找不到。
这样的现象在日本，被称作人间蒸发。
而后来的一些调查证明，这些蒸发的人很多都是主动消失。
他们或许是因为压力、或许是因为伤痛，最终选择通过消失来逃离家人和社会。
加上过去几十年，日本社会的经济发展缓慢、竞争压力巨大，这样主动消失的人非常多，因此也催生出了一种特别的搬家公司：
专门在夜里或在家人邻居不知道的情况下，帮客户搬离原住所:
迅速、高效、保密、静悄悄，除了客户本人谁也不知道。
这种有一点在法律边缘徘徊的搬家业务，曾经颇受躲债之人的青睐，
但如今，这样的夜里搬家的公司，却成为一个特殊群体的求救对象：
这个特殊群体，就是那些处于家暴中的受害者们…
Miho是一位居住在日本的中年女性，也是一家搬家公司的老板。
虽然在同行里，Miho的生意已经做得非常成功、规模很大，但她从来不接受正面采访、也不轻易对外透露自己的个人信息，原因非常特别：
她做的生意，是帮人“夜里搬家、迅速小时”的生意。
之所以想到做这行，也和她的个人经历有关。
很多年前，Miho还很年轻，和很多同龄女性一样，恋爱、结婚。
原本，她以为自己会成为日本千千万万的家庭主妇中的一员，过着想象中平凡又幸福的生活。
但最终，她也和千千万万的家庭主妇们一样，遭到了丈夫的虐待：
“我曾经是一个家暴受害者，曾经每天都被丈夫殴打、诅咒。他会让我去死、说我是蠢货。
那时候国家根本没有针对家暴的法律，我曾经向很多搬家公司求助过，希望能悄悄搬走，但他们都拒绝我了。
但更重要的是，我没有足够的钱，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
但随着家暴升级，Miho意识到再不走自己早晚会死在丈夫手里。
绝望之中，Miho开走了家里的车，“离家出走”了。”
因为这次离开非常隐秘，丈夫之后短期内也不知道她去哪了，Miho为自己赢得了时间，寻求法律救援、离婚、重新找到经济来源…
离“家”出走后的日子并不轻松，她切实地感受到了各种困难后，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女性在遭受家暴后、无法离开。
好在，挺过这些困难后，Miho获得了一份新的、安全的生活。
同时，也找到了自己的职业目标：
开一家夜间搬家公司，主要就做家暴受害者的生意。
“夜间搬家”公司在日本并不是一个新行业，很早之前就已经有了。
它们相对于普通搬家公司收费更高，但效率也更高，能够帮助客户在一夜之间、悄悄地搬离原有住处。
过去几十年里，很多人都是通过这种夜里搬家的公司，逃避债务。所以夜间搬家公司的业务，一定程度上也属于在法律边缘游走。
不过，在Miho决定开公司时，寻求夜间搬家公司的人群变了：
从前的客户，都是拖家带口、悄悄搬家躲债主的人；
现在的客户，都是独自一人或带着几个孩子，悄悄搬家，躲丈夫或父母…
因为经历过，Miho理解这种服务对这些家暴受害者来说有多么重要：
在日本，三个家庭主妇中就有一人，曾经经历过或正在经历来自丈夫身体或精神上的虐待。
但根据统计，报案的概率不足3%。
大多数主妇都会忍气吞声，原因很简单：
在没有实质性的严重伤害前，警方无法时时刻刻保护她们；
法律求救流程耗时很长，无论是离婚还是起诉家暴都可能需要半年、一年、两年才能结案；
在这样的情况下，轻易报警或起诉换来的不是警方和家人的保护，而是来自施暴者的报复。
如果能有一个相对安全的、不会被施暴者找到的地方供她们居住，她们或许就能逃离家庭之后，再应对漫长的法律程序。
只有这样，她们才能更有勇气、底气离开那个施暴者。
在记者采访Miho期间，她也表示，这么多年来公司接的客户，基本都是受家暴的女性。
每天会接到5-10个求救电话，一个月可能会接300个类似的求救客户。
搬家的费用会比普通搬家公司贵30%左右，有时候可能还会根据搬家的难度更贵一点。
但她们的服务也会更周到、迅速、隐秘，后续还会为她们提供像是申请经济援助、法律援助的服务。
比如，这次录制中，在确保了客户身份隐私能够被保护的情况下，Miho带着摄制组参加了一次搬家行动：
她亲自出马，领着搬家的货车、司机、搬家人员和记者，从东京出发，驱车两百公里，来到一个城镇。
这里就是她这次要服务的客户所住的地方，我们暂且称这个客户为A。
A是一个家庭主妇，也是一个小女孩的妈妈。
她被丈夫家暴很久了，也一直被威胁着不准离开。
三周前，她在网上找到搬家公司后，打电话联系了Miho，希望能尽快搬离。
A的情况非常紧急。
她甚至不敢在电话里说太多，因为曾经有次A打电话和朋友求救，通话的过程被家里还小的孩子听到了。
丈夫回来后从孩子的口中听到了A要搬走的说法，之后对她进行了更残忍的殴打和威胁。
所以，Miho的任务，就是在A的丈夫离家上班的几个小时内，进入A家里帮助收拾行李、打包好一切必须物品，在A的丈夫回来之前带着A离开这里。
在帮助A的行动中，说是夜里搬家，其实也要等到白天A的丈夫离开后才能开工。
届时会不会被邻居看到，拖太久了会不会被A的丈夫知道，A的丈夫会不会突然回来？
这些都是可能发生的的问题，Miho也很担心。
为了防止时间不够，Miho还嘱咐A，尽量把最重要的东西放在同一个包里，实在来不及了可以只带一个包就离开。
另外，她还提前了一晚达到了A住所不远的停车场，等待着A的丈夫第二天早上上班离开，不浪费任何一分钟，尽快帮A搬家。
“搬家”能搬走多少东西不是最重要的，让A安全离开、去一个她丈夫不知道的地方，才是这次服务的主要目的。
第二天一早九点过，Miho带着同事开着车来到了A住址旁边。
从昨晚过后A就没有联系过Miho了，Miho很担心她是不是被发现了。
好在焦虑地等待了一个多小时后，A的电话来了：
“丈夫去上班了，女儿交给妈妈提前带走了，可以开始搬家了！”
行动开始了！
Miho和员工们迅速进入A的家中，在A的指导下开始打包、装箱。
A也在快速地打包，收拾女儿的衣服、玩具等等：
这些东西看似不重要，但真的搬到一个新地方、经济紧张的情况下，能多带走一些生活用品、衣物，就能多一份安稳。
几个人没有多余的话，安静而迅速地把行李一箱箱地打包好、搬进货车里。
东西比Miho预料中的要多，但现在不是根据工作量商量价钱的时候，所有人都很默契地在搬行李：
甚至是家具、冰箱、洗衣机，都在搬家员工的努力下，迅速地被装上了车里。
这种安静的氛围，也让一旁记录的媒体感到：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搬家，这是一次意义非凡的逃离！
在这样高效率的合作中，2小时内，A把自己想带走能带走的东西，都送上了货车。
家里她和女儿曾经的房间，已经被搬空了。
在Miho的陪同下，她坐上了离“家”出走的车子，去和提前离开的妈妈、女儿汇合，去一个丈夫找不到的地方，开始新生活。
在车上，A有点惊魂未定，Miho理解地一直握着她的手。
过了一会儿她才缓缓说出自己的经历，展示了自己手臂、腰上还没有消失的淤青。
“我一直都是戴着护腰的，因为他经常把我打摔倒在地上…
如果我说话太大声或者说太多，他就会对我拳打脚踢。
三年多里，我觉得自己连呼吸都不敢…”
如果在家中还需要戴“防打背心”“防摔护腰”，那这个地方就不叫作家。
根据Miho的介绍，A之后会和女儿、母亲到一个新的城市居住。
住所是Miho找到的，之后的家暴救援申请也都安排好了，同事们还和当地警局进行了备案，会重点关注A的新家。
另外，Miho还按照以往的惯例，给A联系了一名律师：
之后起诉家暴、寻求经济补偿、离婚、争夺抚养权，都需要法律的帮助。
这个漫长的抗争过程里，有Miho这样有经验的人的支持，对A来说意义重大。
Miho在这次行动结束后也表示：
“一般我不会鼓励任何人离家出走，但对于A这样的人来说，如果不离开，她们早晚会被逼入绝境。
最终的结局总是一样的：要么她杀了施暴者，要么她被施暴者杀死。
打电话给警察有时候也没有用，他们没办法时时刻刻保护你，只能和你说有情况就记得报警。”
在警察法律帮不上忙、亲戚朋友无法求助的时候，
能够夜里偷偷逃离家庭，去一个谁也不知道、尤其是施暴者不知道的地方，成了他们重获新生的重要道路…
A的逃离算是成功了，但其他人呢?
Miho表示，自己听说类似的搬家小公司，在日本已经有超过十万家了。
越是做的久，她就越理解从前一些不明白的现象：
家暴，并不是女性有勇气、有经济能力能够独立生活，就能逃离的。
比如很多女性客户能够付几万块的钱，只为求一个安全的离开。
这就是以为在反抗家暴和实际得救之间，有一段旁观者常常忽略的过渡期：
找住处、找工作、找法律援助…这段时间，她们和她们的孩子，往往处于最危险的阶段。
而这种夜间搬家公司，恰好就是帮助她们减少一点过渡阶段的危险。
我们常常鼓励受害者勇于反抗、要及时离开施暴者、要报警。
但实际上怎么离开、怎么逃离、怎么避免被报复，都不是喊一句口号、一句劝告就能解决的。
其中的困难，是旁观者难以想象和理解的。
正因如此，如今的家暴热线、一些公益性的经济援助、一些针对受害者的切实需求提供服务的机构、公司，才显得可贵吧。
希望今后社会在呼吁受害者勇敢反抗和逃离的同时，也能为他们提供反抗的力量和逃离的道路…
相关：
日检方要求律师团提交戈恩保释期间使用的电脑及会面记录中新网1月5日电 综合日媒报道，鉴于日产汽车公司前董事长卡洛斯·戈恩（65岁）逃亡至黎巴嫩，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要求律师团提交其在保释期间使用的电脑及会面记录。东京地检检察官表示，“将与相关机构合作，通过..
奉俊昊《寄生虫》北美再夺影评人大奖北美电影界的颁奖季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昨天美国国家影评人协会奖揭晓了年度获奖名单。 奉俊昊导演的 《寄生虫》夺得最佳电影、最佳剧本两项大奖，为冲击奥斯卡再添砝码。最佳导演由 《小妇人》的 格蕾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