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成果转化难是目前高校存在的普遍现象，迫切需要探索和借鉴美国的”拜杜法案“，分割职务发明专利权给发明人，以此推动科技成果的转化。”西南交通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副总经理康凯宁说他是个急性子，为此他已经多方呼吁。
如今，成都正式出台政策，力求破除高校科技成果处置权和收益分配权的固有“枷锁”。
根据8月18日出台的《成都市促进国内外高校院所在蓉协同创新的若干政策措施》(以下简称“蓉十条”)，该政策的前两条就是针对康凯宁呼吁的改革措施。此外，该政策还在搭建创业载体、金融支持、研发平台等方面有诸多突破。
据了解，与南京“南九条”、武汉“汉十条”、北京 “京科十条”相比，“蓉十条”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上体现了鲜明的成都特色。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根本的是要靠科技的力量，最关键的是要大幅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成都市科技局局长唐华表示，加快校院地协同创新，着力突破体制机制障碍，建立完善成果转移转化载体，激发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活力，推动重大科技成果本地产业化，将进一步释放科技第一生产力作用，以创新促转型、以转型促发展，推动全市经济发展方式尽快转入依靠创新要素驱动的轨道，为成都打造西部经济核心增长极，全面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城市注入不竭动力。
破难题
“目前，在蓉高校成果转化率不足30%，主要原因是科技成果转化程序太多，效益分配也不尽合理。”成都市政协委员周先元表示，要进一步简化科技成果转化程序，提高科技人才成果转化收益比例。
为此，在今年初，成都市政协确定了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的界别协商议题。会前，市政协科技、教育界别先后三次赴市科技局、市教育局等部门和双流县大学科技创新园、部分企业调研产学研协同创新工作情况，形成了调研初稿。
“建议由市委或市政府发文，支持在蓉高校校际间的创新合作，鼓励大学科技人才兼职，建立对高校院所科技人才创新创业载体的长效资助机制……”
6月18日，在成都市政协科技、教育界别协商会上，多位委员围绕《成都市深化科技改革促进校院地协同创新若干政策措施》(征求意见稿)纷纷建议。
实际上，根据成都市提出的“四化一驱动”的全面深化改革路线，即着眼市场化、法治化、现代化、国际化，着眼创新驱动，加快构建支撑可持续发展的综合创新生态体系，而大力推进校地合作、进行科技创新则是目前的重要工作。
按照成都市的创新驱动战略，已经开始实施六大工程，即：企业能力提升工程、产业升级牵引工程、区域创新示范工程、校院地协同创新工程、科技人才发展工程和创新环境优化工程。
去年，成都市科技局出台了关于推进创新创业载体建设发展的支持政策《成都市创新创业载体资助管理办法》，根据不同类型的创新创业载体内企业不同成长阶段的不同需求，着力构建“创业苗圃+科技企业孵化器+科技企业加速器+科技产业化基地”的科技孵化培育体系，从而给予企业更有针对性的支持。
“目前，四川大学90%以上的科研成果在沿海发达地区转化，这其中既有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也有供需对接缺乏平台的问题。”市政协郭星委员不无遗憾地说。她建议尽快成立校院地合作办公室，完善校院地合作制度，支持在蓉高校的创新合作，从而推动高校和科研院所在科技成果转化难上实现破题。
破枷锁
“创新驱动发展，拿什么来驱动创新？靠产权明晰。”西南交通大学康凯宁认为，在高校院所科技成果产权分配上，常常有产权方面的困惑。
对此，有着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唐华局长提及美国在1980年出台的著名的“拜杜法案”，允许大学、非营利机构和小企业自动保留由政府资助的研发活动所产生的相关知识产权，同时要求它们必须申请专利并加快专利技术的商业化。这一政策极大地调动了高校和国家科研机构转让科研成果的积极性，促进了美国的科技成果产业化。
“但目前在我国，政府投入经费给大学和科研院所形成的发明，属于职务发明，是国有资产，擅自处理可能还涉及国有资产流失。”唐华说，这实际是给科技成果转化上了一道“枷锁”。
实际上，西南交大科技园早在三年前就开始“吃螃蟹”：对于体制内教授的发明进行转化的时候，职务发明专利权，由发明团队和学校共享，各占50%的知识产权。但这一“创举”并未能够在成都的各大高校和院所科技园区被全面推广。
“现有制度严重制约了高校院所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积极性。”成都市科技局丁小斌副局长表示，改革就必须适应市场，破除高校科技成果处置权和收益分配权固有的“枷锁”。
为此，“蓉十条”中前两条就明确提出：支持高校院所科技成果的合作实施、转让、对外投资和实施许可等科技成果转化事项自主处置，改审批制为备案制，同时两年内未实施转化的科技成果，可由成果完成人或团队通过与单位协商自行运用实施；支持高校院所科研成果转化收益可用于人员激励，尤其对高校院所拟放弃的知识产权，发明人可以获得不少于70%的转化收益比例。
西南交大材料学院黄楠教授就是这一政策的受益者。他带领的团队用20年时间研究出心脏血管支架的一系列成果和专利，在分享“财产权”这一新政下，科技园聘请第三方进行了评估，价值1500万元的知识产权，由学校和团队分享。
“这就相当于把750万元无形国有资产赠送给了发明团队，”康凯宁坦言，“科技成果是有生命周期的，过了青春期的科技成果是不值钱的，必须要尽快转化。”
康凯宁透露，目前他已经进入《专利法》修改小组，正在积极推进高校科技成果产权分配的改革，“或在不久的将来诞生中国的”拜杜法案“。”
搭平台
7月10日，锦江区人民政府与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四川师范大学、成都大学签订了校地协同创新战略合作协议。
按照规划，锦江区将与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在生态文明、环境治理、污染控制的研究、规划、建设和环保产业发展等领域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并合作筹建北京大学成都环保研究院；与四川师范大学在文化艺术创意、科技成果转换、共享资源、科技金融等领域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与成都大学在工业设计、文化创意、养老服务、休闲服务、都市观光、全民健身服务业等领域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
如今，这样的校院地合作而搭建的平台已经在成都全域“开工建设”。
数据显示，目前成都市已经建成各类创新创业载体60家，其中国家级孵化器6家，大学科技园4家。此外，成都市金牛区、高新区、双流县等全市13个重点区域率先开展创新驱动发展试点示范区建设。
在建设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载体方面，成都市一方面最高拿出1000万元支持国内外高校院所与区(市)县共建协同创新试点示范区，另一方面对高校院所新建的创新创业载体和入孵企业给予补贴。
对于高校院所科技成果在成都平台上的转移转化实现落地，成都市一方面通过政策的“一事一议”方式解决问题，给予相关配套，并拿出财政对技术交易进行补贴，额度高达交易额的8%。另一方面，成都设立2亿元的天使投资，或将撬动10亿元的民间资本参与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对于高校科技人员领办企业最高可获1000万元的信用贷款、股权质押贷款、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等支持。
在这样的思路下，去年年底，首先是市科技局启动了网络空间安全协同创新重大项目，由30所牵头，联合六家本土上下游企业实施“基于自主可控安全芯片组的新一代信息系统核心设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总投资7500万元，成都市级财政科技经费投入1000万元。之后，该项目升级为国家重大专项，并联合了更多企业参与，总投资近30亿元，其中国家财政部直拨资金11亿元。目前，依托该项目，30所的上级单位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已考虑在成都建设国家示范网络信息安全产业园，总投资预计近50亿元。
“这个项目是一个典型案例，通过市本级财政的1000万元，引导龙头企业、中小企业和高校院所协同创新，既吸引了民间资金，还争取了国家支持，搭建起了一个国家级网络信息安全产业园。”唐华总结，这样一种通过科技创新驱动的产业升级模式，可以概括为“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完善资金链、提升价值链”。
(责任编辑：DF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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