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增长势头正盛的TCL尝试企业体制改革，当时国内还没有先例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李东生拿着个人30万元的现金，加上父亲和自己的两套房子共50万元，作为授权经营的风险抵押金，通过企业不断的搞活和创新，TCL不但没有用政府拨款的一分钱，就连银行的贷款也都如数奉还。李东生称之为没有原罪的改制。
李东生：1997年，当时李鸿忠是贵州的市长，在他的支持下TCL进行了改制。可以说TCL是最早完成企业体制改革的，而且完成得比较好，现在最流行的做混合所有制，其实在1997年我们就干这事。TCL在成长过程中，没有拿过政府的钱，但是事实上用的是政府的资源。因为八十年代的时候政府直接管银行，当时各地的银行行长是由地方政府来任命的，后来金融体制改革慢慢才收到上面来，所以我们用的是银行的钱。但是不一样的是，我们把这个钱用得好，最后还给了银行。当时很多企业用的钱亏了也就亏了，国家就认帐了，但是我们的钱都还了，所以在金融上一直我们没有欠帐。
授权经营、增量讲股让TCL走上了没有原罪的改制路，而保证存量、积极纳税让TCL在这条混合所有制的领军路上走得更加顺畅，国有控股所占比例在逐步减少，但股权价值却在大大增加，这才是李东生看到的前进目标。
李东生：就是在1997年改制的时候，李鸿忠给我定了几个原则，我现在看到还是认为非常对的。第一，存量资产是国家的，不能动。在增量里得到的奖励，增量的过程中个人收入里扣不扣税，这一点李鸿忠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我没有动存量，虽然国家没给过投资，但改制的时候界定的资产百分之百归政府，所以这一块就没有问题。第二，增量政府得大头，我们得小头。政府得分红现金，我们得股份，慢慢的加上去，股份这一块都是。当时有请示广东省税务局，税务总局专门为我们这个项目出过一个文，是国家税务总局为当时一个很小的地方企业出一个文，这也是我们后来改制合法性最重要的依据。我们是按照税务总局的文来交税，交了税的行政资产是我们的，所以在2004年集团整体上市的时候，在那之前的一年多，这个问题一直是被各种监管机构反复来查核，但是最后证明了这个做法没有原则上的问题。所以最后上市时这一块资产没有被挑战，这也是我们当年改制非常成功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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