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现在进入中期阶段，也是改革转型和重要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面临着诸多挑战和问题，主要表现在城镇化推进的资源代价较大，粗放式高物耗，人为造城，大拆大建；依赖土地现象严重，以地谋发展，要物不要人，见物不见人，兴城不兴业的城镇化；片面追求城市规模扩大、空间扩张，牺牲生态和环境；盲目追求建设大城市、特大城市，忽视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建设，尤其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严重滞后。“只让来打工、不让来落户”，土地城镇化，人没有城镇化。带来大量的流动人口，出现了世界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城市不稳定。有人认为主要是户籍问题，其实即使户口放开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农民工没有能力在城市安家落户，更谈不上安居乐业。
在高速城镇化的同时，还存在严重的“农村病”，城乡差距扩大。表现在农业生产要素高速非农化，耕地流失，农民社会主体过快老弱化，出现“三留人口”(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农村文化衰弱、产业衰弱、农村建设用地日益空废化、农村水土和环境严重污损化。
上述情况造成城乡发展不协调、不平衡，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日益严重的“城市病”和日趋发展的“农村病”同时并存，是当前城镇化面临的巨大挑战和迫切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是提高城镇化的质量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也就是说，城镇化要围绕人来开展，解决好人的问题，尤其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要推动优化布局、集约高效、功能完善、环境友好、社会和谐、高质量的城镇化。要以人为本为出发点，使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实现人的发展水平、生活水平提高的城镇化。目前关键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实现真实水平的城镇化，地和人的城镇化合二为一。同时，重要的是城乡一体化，城镇化不是要消灭农村，而是要城乡融合，城乡资源共享、机会共享、公共服务共享、发展成果共享，达到城乡共荣。
新型城镇化不在于物，而在于人；不在于追求速度和数量，而在于提高质量；不在于城镇面积的扩大，而在于城乡协调发展、产业的创新与发展。要用合理的政策、科学的规划引领城乡发展的转型，探索转型的动力机制，探索农民、土地、产业与环境协同耦合的发展模式。要创造条件让农民工成为市民，解决“城乡二元”的差异，解决农业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变，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化的新型城乡关系。发达地区的城市建设主要不是增量建设，而是存量盘活和优化，即如何完善城市功能和修复城市缺陷，赢得更多发展空间。欠发达地区如何搞好城乡规划，提升规划管理水平，避免走弯路，特别是中小城市建设要精心运筹，不能忽略小城镇和农村的规划与建设。
新型城镇化是我国经济发展、扩大内需、推动消费文化的最大潜力，而这个潜力的释放主要来自人的城镇化，人口向城镇集中是必然趋势，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人的城镇化可以有效拉动内需、释放消费潜力和吸引相关的投资需求；人的城镇化还可以带动工业化转型升级、产业结构调整、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拉动城乡一体化、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城镇化质量、推动今后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实现工业集群与城镇集群的空间融合。
实现人的城镇化要确保农民在土地上的相关权益
推进新型城镇化、人的城镇化，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迫在眉睫。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有的地方已经率先破局，取消农业和非农业户口的限制，放宽落户限制，但这还不能完全解决农民工入城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农民工进城的成本从哪里来，谁来埋单。毫无疑问，政府要提供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的成本，而农民工完全空手进城也是不可能安居的，目前要解决农民集体土地的相关权益，解决后顾之忧。《决定》提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
现在各地政府是靠“以地生财”、“以地谋发展”，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土地财政”。从农民那里廉价征收土地，而后高价拍卖，实际是剥夺农民的利益，获得垄断利益。但是“土地财政”现在不可能持续，根本问题要靠发展产业、优化用地结构，农村集体土地要合理利用和流转，确保农民土地的相关权益。构建平等进入、公平交易的土地市场，在现有土地权属基础上，赋予农民集体土地直接的处置权、抵押权和转让权。国有和集体所有制土地权利平等，增值收益公平共享。
如何确保农民在土地上的相关权益，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中的分配比例？关键在于政府要从“经营土地”的理念中跳出来，要摆脱“以地谋发展”的城镇化模式，解决农民土地和宅基地流转制度、土地确权是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利的基础。加大集体土地流转，推动土地资源(包括宅基地)市场化，以土地招标交易带动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和农业生产现代化，改变粗放的城镇化发展模式。重要在于规范地方政府在土地市场上的行为，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般经营性的土地征收，政府不得参与，杜绝地方政府“经营土地”的行为，使土地流转市场化。
要实现地方政府行为模式的根本转变，必然趋势是由“土地财政”转向“房产财政”，逐步扩大房产税试点，房产税收入将是未来地方政府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地区差异、城镇化水平不同，房产税的实施在各个地区不能一刀切，也会有不同的时间差异。
人的城镇化要逐步推进实施
2012年，我国农民工总共有2.62亿人，这个群体目前是流动不定的，以后每年会增加1000多万。我们所说的人的城镇化就是要使这个群体稳定下来，逐渐融入城镇，融入工业化、现代化的潮流，共享改革和现代化成果，而不是退回农村，或者是被边缘化。应该有序转移，不能操之过急，要水到渠成。但是这么大数量的人口要稳定在城镇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分批逐步实现。
农业转移人口，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农民工，包括抚养的父母、妻儿要在城镇安居下来，关键在于要有稳定的就业，要分别进入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特别是要重视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推动产业就近集聚、就近发展，人口就近转移、就近择业。但光靠小城镇发展来吸纳转移的农业人口也是不够的，必须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要以大带小，促进不同规模城市共同发展。主要是要靠产业发展来带动人口转移，做到城镇建设、产业发展、就业吸纳和人口集聚相统一。要废除对进城农民的身份歧视、制度歧视，进行制度创新和改革。
城镇化不能单纯热衷于发展房地产，而是要重视发展服务业，特别要大力发展能大量吸引劳动力的服务业，不但发展传统服务业，比如饭馆、酒店、一般生活服务等，而且要发展现代服务业，包括电信、金融、保险、法律、咨询、文化、环保、食品安全、现代物流以及老年服务业等，这将是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就业的主要渠道。2012年我国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仅为44.6%，比世界平均水平相差近26个百分点，比某些同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低10个百分点左右。比如日本服务业是工业产值的3倍，德国服务业是工业产值的2.68倍，而我国服务业是工业的0.99倍，所以我国服务业发展潜力是巨大的。
同时，人的城镇化要建立多种形式的住房体系，满足不同层次进城农业转移人口的住房要求，向转移人口开放公租房、廉租房、限价房和经济适用房，逐步把农民工从地下室、城中村和工棚里迁移出来，只有“住有所居”，才能使农民工稳定在城镇。
此外，城镇化的建设成本单靠政府也是不行的，要面向社会，构建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建立城市建设公共投资基金，城市政府、各个金融、保险机构以及有条件的企业共同出资，也可通过发债券的方法吸纳市民出资。基金建立后，按市场规则运行。
总之，人的城镇化要与经济发展和改革发展相适应、相促进；要与城乡一体化相适应、相促进。没有城乡的协调发展，没有产业的发展创新，没有改革的推动，没有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相统一，人的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将难以实现。
(责任编辑：DF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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